我从姜庆五教授那里学到了什么

医疗管理研究所理事长 上 昌广

【概括】

・姜教授访问了福岛，回国后报告了福岛的现状，为减轻谣言造成的损害做出了贡献。

・我们访问了与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姜教授团队建立了信赖关系的温州医科大学下属第二医院。

——东日本大地震后，福岛与中国之间的民间交流日益加深。

韩国政府检查组抵达日本视察，对福岛第一核电站核事故后的污染水进行检测。该小组前往现场参观处理设施，并与日本专家交流信息。媒体对此褒贬不一，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是因为了解实际情况并共享信息可以促进相互理解。我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这便是与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姜庆伍教授团队的交流。

姜教授是中国公共卫生方面的专家。我与他的首次相识约在15年前。当时由医疗管理研究所的谷本哲也博士和九州大学医学院的骨科医生谷本博士的同学陈维嘉博士介绍，陈医生是上海人。其父亲曾任复旦大学骨科教授，是姜教授的学长。由于这些个人关系，姜教授被介绍给我们时也可视为是一位“值得信赖的人”。

第一次见到姜教授，对他的印象就正是中国所说的“成熟的人”。他脸上带着温和的微笑，既尊重我们又指挥部下推动事情进展。周围还有其他教授和干部，大学生和研究生齐聚一堂，能清楚地感受到姜教授很受周围人的尊敬。

2011年2月，我们研究团队成员儿玉裕子护士（现为星槎大学教授）访问了上海，并与上海市的几家医院签订了合作研究项目。回国后，儿玉护士对笔者说：“多亏姜医生的鼎力支持，各家医院都对我都十分友善。”

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几个月后，姜教授通过我们研究所的中方工作人员梁荣戎的联系，询问“我们能为日本做些什么吗？”当时，大量救援物资正在抵达日本。不再需要补给。此外，姜教授并不是医生或护士等医疗专业人士。他的专业是公共卫生。我便向他发出了亲自到福岛实地来看看的邀请。

此后，姜教授团队便多次来访日本，并参观了福岛。照片1、照片2是在2013年4月访问福岛县南相马市小高区受灾地区，并在南相马市政厅与南相马市长樱井胜延进行信息交换时拍摄的。

姜教授团队深入福岛各受灾地区，详细记录所见所闻、所经历的一切。随行的一位年轻研究员告诉笔者：“我们每天晚上都要开会，要向姜教授汇报一天的工作总结”。回国后，姜教授在学术论文、各种会议、演讲等诸多场合报告了福岛的现状。这些信息的传播对缓解由福岛谣言造成的损害做出了重大贡献。

之后，他邀请我们团队去上海。图3为2019年5月，医疗管理研究所访沪人员与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举办研讨会时的大门口。研讨会上我们的研究团队介绍了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八年后福岛的复兴情况，以及尽管无人因放射线的泄露 而直接死亡，但由于长期避难带来的压力等间接因素而导致许多人失去生命的现状。这一报告似乎让中国的研究者感到震惊。

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疗管理研究所与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也通过ZOOM网络会议的形式保持每月交流的沟通。三位科研人员分别在两小时的时间内报告各自最新的研究进展。具体细节不在此赘述了，这样的交流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了解零 COVID 措施现状的机会。

2023年伊始，日本和中国均放宽了对冠状病毒的限制。 5月13日，应姜教授的邀请，时隔五年我们又一次访问了上海。此次旅行的目的之一就是参观温州医科大学下属的第二医院。

温州是一座人口约910万的城市，位于浙江省的东南面，上海的南部。距上海约450公里，乘火车需4.5小时。这次访问也由姜教授和医疗管理研究所的梁荣戎协调，但梁氏因为路途遥远的缘故最初是反对去温州的。她反复询问姜教授，“带着忙碌的教授们去中国参观地方城市，往返九个小时有什么意义吗？”对此，姜教授表示“我绝不会让他们后悔”，并坚持促成了此次对温州医科大学下属医院的访问。

总而言之，我对温州医科大学下属医院的访问很愉快。因为让我看到不同于上海的中国地域城市的一面。

令我惊讶的是当地工作人员的热情。我们参观了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在平阳站下车时，大约有五名工作人员在站台前等候我们。驱车约10分钟，我们到达医科大学下属第二医院门口时，所有高层领导都聚集在这里，包括党委书记、产科主任王娜医生和脑外科医生李先锋院长。午餐后的信息交流会上，他们的评论直接而积极。

王娜书记多次表示“为了提高本院在国内同行业的层次，不仅要提高我们的医疗水平，更要提高我们的科研水平，请大家给与协助与支持”。

温州市的人口有910万，面积与日本神奈川县或大阪府大致相同。作为该地区的核心医院，温州大学第二医院拥有充足的病例和数据。然而缺乏能够进行分析的专业人才，有关研究的国际交流也很少。

当我问到“医院接收多少留学生？”时，他们回答说“一个也没有”。换句话说，该组织尚未积累足够的专业知识。确实希望能够与姜教授这样的优秀人才进行合作研究。

让我感到疑惑的是，他们是如何与中国公共卫生专家建立联系的。温州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经历了各种尝试与探索。他们解释道：“关于共同研究，我们找不到可以信任的人。大多数人只对钱感兴趣，”他解释道。据说，有一位研究人员一开口就要求支付100万元人民币，约合2000万日元的费用。根据我的经验，那些开始就要钱的医生和研究人员是不可信赖的。

后来在一次会议上，温州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另一个人见到了姜教授，提出了一个合作研究项目。姜教授回答说：“我们会配合处理数据和资料，请给我们授权。我们不要钱。让我们联名发表吧”。据悉，姜教授还频繁访问温州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放在日本的情况来说，就如同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著名教授经常访问地方大学一样，可以和教授一起进行研究，不需要任何报酬或共同研究经费，并不是通常会发生的事情。

我感觉这次的交流正是姜教授想要给我展示的。公共卫生是为了什么？答案是：为了当地居民。而问题往往不在上海，而是在地方城市。如果你想解决这些问题，你必须去现场并与那里的专家携手合作。这是姜教授的基本理念。经历了这次温州之行，我再次理解了他坚持访问福岛的原因。

这次访问令我们非常高兴。因为温州医科大学下属医院是公共卫生专家的宝库。姜教授与当地工作人员建立了信赖关系，创造了年轻人容易取得成果的环境。这不仅限于中国年轻人。日本的医生和公共卫生专家也是如此。当我问王娜医生“如果日本年轻的医生来这里，能不能从事医疗和研究？”她立即回答说“当然有可能”。

回国后，我问在福岛工作的年轻医务人员，有谁愿意到上海或者温州留学，行医或者做研究。有几个人回答“很愿意”。在以姜教授为首的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团队的努力下，福岛与中国在东日本大地震后开始的民间交流，正在稳步加深。

本文转载自《Japan In-depth》（2023年5月26日）